周婉京:大都市里的精致女孩,也需要文学作品去记录

栏目:星盘 来源:新北方网 时间:2019-12-05

6月15日下午,“都市生活的爱与痛——周婉京小说里的北上广深港”在广州方所书店举行,第45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得主、青年学者、作家周婉京携最新长篇小说《隐君者女》来穗与读者见面,周婉京分享了她的小说创作心路历程,并以一个“北京人+香港人”的视角剖析双语写作对她个人的影响。出席活动的还有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平面设计师朱砂。

周婉京:大都市里的精致女孩,也需要文学作品去记录
谢有顺、周婉京、朱砂(左至右)

《隐君者女》是周婉京“三城女事”的第二部作品,是作者继《相亲者女》之后又一关于都市社会题材的力作。 周婉京在小说中同时使用了普通话与粤语的书写方法,她穿梭在北京、香港两座城市之间,用两种语言勾勒出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描绘出小说女主人公吴瑾瑜在快速变迁、浮光掠影的都市生活中的失落与彷徨。

周婉京:大都市里的精致女孩,也需要文学作品去记录

替巨型都市里的女性讲述故事

本科、硕士、博士分别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的周婉京,出生于北京,成长于香港。长期在超级大都市生活的经验,让周婉京有着有别于很多女作家的特殊视角,她承认自己没有那种“小镇人生”、“小城故事”,而这些生活经验在文学创作中堪称“显学”。“可能比我更熟悉这种巨型城市的女作者,也不多。熟悉又愿意去写的,更少了。”

周婉京:大都市里的精致女孩,也需要文学作品去记录
周婉京

双语写作的困难之处并不亚于同时生活在两个城市,周婉京对于北京和香港的本地人来说总是像一个“异乡人”和“局外人”(outsider)。她在举家移居香港的时候花费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来学习粤语,等到2016年回到北京,她又用了很久的时间来适应、融入北京的生活。正是因为她身上天然的独一无二的“跨文化”(cross-culture)经历,她拥有了成为敏锐的故事收集者的可能性,让她能够在广东话和普通话之间自如地切换频道。

在周婉京看来,她长期生活或往还的城市如北京、香港、上海,都是属于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故事丛林,无数人要逃离,也有无数人想要抵达。周婉京认为,这些在超级大都市里活着的精致女孩,要么在被青春剧、言情剧、家庭剧给脸谱化,要么在被三四流小说架空想象,要么在被极其小众的文艺作品给刻意边缘化或极端化,而她只是想用文学的方式,去关注这个实际上“没几个正经作品在认真记录”的人群。

周婉京的眼光总是聚焦在那些有故事而没有叙述能力的年轻女子身上。她的系列小说“三城女事”就是在帮年轻一代人讲述故事。“三城女事”前两部中,她分别通过“相亲”和“残酷青春”的故事,找到了两个年轻女主角想要隐藏的个人史。正因如此,她在《隐君者女》中用了很多篇幅描写了她的成长经历——童年北京大院的故事和求学工作时的香港生活场景,无疑都指向了她个人的叙事与书写。作为作者,她希望通过生动的刻画和精细的局部再现,将主人公的隐痛还原、陈列在读者面前。这也是她进行自省与自我分析的重要一步。

尖锐描摹艺术圈生态

名利场”是中国当代艺术圈的近义词,却不是同义词。除了觥筹交错的交际场合和暗箱操作的上升渠道,这个圈子还容纳了许多人无处安放的欲望。《隐君者女》有别于一般描写爱情的青春文学作品,主要聚焦在当代中国90后一代年轻人的焦虑与困境,通过北京与香港的双城纪事讲述了一个年轻女记者从流浪到归家的心灵之旅。书中的主角吴瑾瑜是一个普通的大院子弟,母亲在她儿时离开她去了美国,她的童年在怀念母亲与埋怨父亲中度过。她与父亲关系的疏离,致使她喜欢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她反复周旋在多个男人之间,寻找爱情,寻找母亲,也寻找真正的她自己。

《隐君者女》通过女主人公、刚刚入行不久的艺术记者吴瑾瑜的视角,倒序地回忆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的形色各异的人,其中包括:成功艺术家,年轻艺术家,画廊主,策展人,音乐人,出版商,以及咖啡厅老板。这些人同女主人公一样,经历着艺术金融环境的起起伏伏,却始终无法真正安身立命。随着故事深入,女主角最终还是踏上了“自我救赎”之旅,开始整理她自己疮痍满布的家族史……书中的人物形象鲜活明朗,他们围绕着吴瑾瑜勾勒出一张北京文艺圈地图,共同诉说着几代人悄悄藏起的隐秘情事。

香港导演谭家明在为《隐君者女》所作之序中这样形容周婉京的创作:“《隐君者女》让我充满惊喜。记忆中,对艺术圈作尖锐的批评在中国近代小说里好像绝无仅有。而婉京描述这些现象的可信性与真实感完全来自她对现代艺术的丰富认识以及作为艺术评论人身处其中的深刻体验。书中一切描述,无论多沉重多赤裸,在她笔下都好像信手拈来,举重若轻,甚至是血淋淋的带着微笑。至此,必须承认婉京对人性地了解,对生活与现实的触觉是何等敏锐。”

小说片段摘录:

“我同情他,因为寄生虫已经爬满了整个世界。父亲的骨头里有一条,季周的背上有一条,每个人身上都负着一条,没人能摆脱。不知怎的,我想将落跑母亲与父亲八年的爱情长跑写成我小说处女作的背景。震耳欲聋的高分贝争吵,语言暴力交织着想象,这就是我的8岁。然后,我躲在门后,等着看,那比文字更精彩的现世。”

“春天快到了,这意味着我的小说写了将近一年。我不知道,如果小说失败,我是不是应该逃离北京,重新开始一段生活?临近故事的尾声,陈清扬打来电话,欠我的晚餐终将要还。我不知道他期待我怎么回答,一不小心说了粤语:‘不如我来准备食材,你想食咩?’他用广东话回答:‘不需要,我可以搞掂。’”

“本地的长者几人一桌,广东话叫“撑台脚”,一桌四脚,意为多人进餐。我在香港呆了八年,但一个人的日子居多,常就煮煮粥、叫外卖、吃鱼蛋粉或大家乐凑合着吃,非要清扬来了才能姑且撑起这台脚。他评价早茶文化能够窥香江芸芸众生之百态,并劝我写一本书,就写香港饮茶习惯。单单是斟茶时一个手指微曲叩桌的动作已是一门学问,长辈、平辈敬茶,侍者倒茶都不一样。北方人以为早茶重在这“茶”上,故在未开口前已萌生会吃不饱的感受。面对蒸笼,一边看报纸上的“马经”,一边和家人朋友聊家长里短,也可吃上整个早晨。”

“面对历史,我们这群见证者通常只拥有一小段的寿命,不足以辨伪存真。历史在推翻前人臆断的过程中加加减减、期期艾艾地重塑。我的小说,我相信它也有其所谓的历史性,在我手掌无法丈量的范围,我看不见它,但它的发展证明了这种特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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